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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银施罗德内控被指虚设,李旭利庭上辩称非老

文章作者:曾道免费资料大全正版财经 上传时间:2019-11-14

  李辉

图片 1   庭审现场。陈永良 摄

  投资总监、副总监均陷“老鼠仓”

  昨天上午9点半,曾被延期三次的李旭利案终于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庭审过程中,公诉方指控李旭利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交银施罗德基金(微博)公司投资总监、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期间,利用未公开信息,非法交易工行和建行两只股票买卖,累计买入金额达5226.38万元,非法获利金额达1071.57万元。而李旭利辩称买入工行和建行股票,并不是利用了基金公司职务便利所获得的未公开信息,而是基于自己的专业研究判断,其辩护律师则做出无罪辩护。

  历经两次退侦、三次更改开庭时间、一次变更审判法院之后,交银施罗德基金(微博)公司前投资总监李旭利涉嫌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罪终于在6月12日上午在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尽管离开庭还有一小时,但昨天上午8点半时,虹桥路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门外就聚集了大堆媒体,他们全是为了李旭利一案而来。显然,法院方面也早已经料到了李旭利案的受关注程度,在领取旁听证和安检的过程中也显然比往日加派了一些人手。由于到场旁听者超过两百人,该案庭审的七号庭显然容纳不下,因此一中院启用了大法庭现场直播。整个庭审从上午九点半开始,直到下午2点半才结束,结果将另行宣判。

  根据检方起诉书,李旭利被指控涉嫌利用非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涉案资金高达5226.38万元,获利1071.6万元,堪称史上最大的“老鼠仓”案件。庭上控辩双方围绕李旭利是否给经纪人下达指令买入工行、建行股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今年39岁的李旭利还是一张白净的娃娃脸,在两旁法警的对比之下更显身材不高。站在被告席上的他并没有穿囚服,但一件横条休闲T恤套在身上,往日意气风发的神情早已不见。“再次提醒,声音要响亮点,每句话最后几个字,声音总是往下走,这么轻。”庭审刚开始几分钟,法官就两次提醒李旭利。不过,随着庭审逐渐进入对事实的讯问和辩论阶段,在金融市场久经沙场的李旭利也逐渐缓过神来,多次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辩解,其思路及表述依然清晰。

  而根据上海公安局经侦部门以及中国证监会的侦查,李旭利从2005年任职交银施罗德基金投资总监开始就一直存在“老鼠仓”行为,而且极为大胆,甚至在公司内部直接使用配发的电脑亲自下单,累计成交金额高达2.36亿元。

  对于公诉方的指控,李旭利辩称自己只是帮营业部经理完成交易量的指标,选择工行和建行也是因为盘子大、容易做成交量,而且股价比较安全,在主观上并不是故意利用旗下基金买入这个时机。但在最后陈述的时候,李旭利也坦言,“作为一个大型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我实在有太多的机会去做老鼠仓”,“我愿意承担后果,相信法庭也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与此同时,交银施罗德基金前投资副总监郑拓也因为涉及“老鼠仓”被证监会稽查并已经移交公安机关,累计成交金额高达5亿元。而交银基金竟然对此二人违法违规行为长期处于不作为状态,其风控令人担忧。

  从昔日的明星基金经理、金融界精英,到如今面临刑事判决,我们无法猜测李旭利的内心会对自己在资本市场的这12年作何感想?不过,公诉方在昨天庭审中的几句话或许可以为更多的基金经理敲敲警钟,“李旭利的老鼠仓几乎贯穿了职业生涯的全过程”,“为公与谋私同步进行”,“不能因为有过贡献,就可以假公济私”,“失守的欲望让李旭利今天坐在了被告席的位子上”。

  激辩“指令”

  》李旭利其人

  “作为一个大型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总监,我有太多的机会获取太多的未公开信息,也有太多的机会利用这些未公开信息来为自己牟利,但是稍微有点证券业常识的人都知道,用工行跟建行来建老鼠仓有多么的不合逻辑。”李旭利庭上自辩道。

  1973年12月出生于四川眉山

  当日上午九点半,法院准时开庭,站在被告席上的李旭利比之前明显消瘦了不少,但是情绪尚算稳定,声音低沉,和此前作为明星基金经理的春风得意相比,此时他的心里无疑是百味杂陈。

  1991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投资经济系

  根据检方指控,2009年4月6日,时任投资总监的李旭利在交银施罗德公司旗下蓝筹基金、交银施罗德成长基金进行股票买卖的信息尚未披露前,指令时任五矿证券深圳华富路证券营业部(现为五矿证券深圳金田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李智君,在李旭利控制的“岳彭建”、“童国强”证券账户内,先于或同期于李旭利管理的蓝筹基金、成长基金买入相同的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股票,股票交易累计成交额5226.38万余元。同年6月16日,李旭利直接将上述股票全部卖出,股票交易累计获利额899万余元,并分得上述股票红利172万余元。

  1995年—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系硕士

  围绕这一指控,控辩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李旭利当庭否认了“指令”的说法,并回忆了当时的场景,“李智君当时数次打电话给我妻子,希望这两个账户买入股票,并帮助营业部做交易量,我们不胜其扰,我就接过电话,表示如果一定要买,可以买点工行和建行的,较为安全,李智君追问我买多少,我就说两三百万股即可。”

  1998年—2005年南方基金(微博)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研究员、交易员、基金经理、

  他进一步表示,事后并未查看是否买入以及何时买入,“因为只是建议,账户里面我的钱大概只有十分之一,所以并不十分关心”。

  投资总监

  而李旭利的辩护律师则指出,检方提出的“指令”一说除了李旭利的口供之外,并无其他证据,核心证人李智君的说法是“时间太久,记不清为何会买”,李旭利妻子袁雪梅并不知晓二人具体谈话内容,因此无法认定这个买入指令是李旭利所发,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2005年—2009年5月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投资总监、

  但是根据上海公安局经侦总队对媒体的说法,他们调出李旭利当时近一年的下单记录发现,李旭利本人担任基金经理的交银蓝筹在2009年4月7日前近一年的下单行为皆由另外一名基金经理完成,只有在2009年4月7日上午9点45分下单的建行买入交易指令,由李旭利本人完成,而李旭利所涉及的账户,则在2009年4月7日上午9点30分买入了建行的股票,“前后间隔时间只有一刻钟”。

  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

  围绕李旭利到底是否利用了未公开信息,控辩双方包括李旭利本人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2009年7月—2010年10月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首席投资官

  公诉人指出,李旭利作为交银施罗德基金的投委会主席、投资总监,具有投资建议权,不仅明确知道基金经理的投资计划,而且有权限看到旗下所有基金经理的操作,其对实际控制账户买入工行和建行,满足非公开信息的未公开性和价格敏感性两个特征,构成利用非公开信息行为。

  2011年8月13日在北京某酒店被上海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刑事拘留

  李旭利则强调,建议买入工行建行是基于自己的专业能力,而公司作出买入和卖出银行等蓝筹股也主要是基于他的判断。“对于下面的基金经理,其实我还不太看得上他们的投资水平。”

  2011年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逮捕李旭利

  “作为一个大型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总监,我有太多的机会获取太多的未公开信息,也有太多的机会利用这些未公开信息来为自己牟利,但是稍微有点证券业常识的人都知道,用工行跟建行来建老鼠仓有多么的不合逻辑。”李旭利庭上自辩道。

  2011年11月29日证监会通报李旭利案

  公诉人则认为,只要利用了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不论是否卖出,是否取得最大收益,法律上都是老鼠仓,而选择买什么股票,只是投资风格问题,并不减少行为危害性,因而并不影响“老鼠仓”的认定。

  》职业生涯

  事实上,多位律师向《中国经营报》记者指出,“老鼠仓”具备隐蔽性较强等特点,对其查处堪称世界性难题,举证非常之难,检方要取得完整的证据链条并不容易。

  李旭利一直被称为毕业于“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高才生,但他没有选择进入中国人民银行,而是南下深圳,参与筹建国内第一家公募基金公司——南方基金。26岁起开始在南方基金担任基金经理,30岁时成为当时这家全国最大的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在2001年到2005年的大熊市中,其所管理的产品始终保持了正收益,成为各类基金评选活动的赢家。

  美国对此类犯罪的“举证责任倒置”在中国实行并不容易,因为无法同我们的“无罪推定”原则契合。不过,在对刑诉法的修改中,仍有不少人试图推动这一原则的运用,以打击无处不在的“老鼠仓”,这严重扭曲了资本市场正常运转,深深伤害了广大投资人的利益。

  2005年,离开南方基金,参与筹建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任投资总监,其业绩也保持了稳健的增长,被称为“拿奖拿到手软”的明星人物。2009年5月,李旭利离开交银施罗德,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师兄裘国根合办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庭审中,辩方律师正是抓住这一漏洞,指出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坚持为李旭利做无罪辩护。在进行了上下午长达四个小时的交锋之后,法庭表示将择日宣判。

  》庭审看点

  “我不是无辜的,但确实也没有主观恶意。”李旭利在最后的陈述中如是自我剖析。

  1 李旭利:“说我出逃是无稽之谈”

  交银施罗德内控虚设?

  在庭上,李旭利数次主动提到外界猜测的“潜逃说”,并且对于“失去自首机会”颇有遗憾。

  证监会和经侦部门的稽查显示,上述李旭利交易相关股票的交易IP地址主要为交银施罗德的公网IP地址,这意味着李旭利上述操作是由其亲自在该基金公司配发的电脑上并在公司内部完成。

  李旭利称,最早是在2010年7月得知自己被调查的,当时他和家人正在美国,“当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按期回到国内”,和袁雪梅一起主动去证监会配合调查。对于2011年8月13日在北京某酒店被经侦刑拘,李旭利两次提到,“我在北京期间,正在跟证监会稽查的工作人员沟通这个事情,还跟会里打电话问案件的进程。如果知道已经转到经侦,就不会离开上海。到北京往来坐飞机和住酒店,我都用自己的身份证,说我出逃是无稽之谈”。

  根据庭审当日信息,李旭利被追究的仅是其基金经理生涯的最后一段,事实上起诉书的材料显示,其“老鼠仓”历史或贯穿其整个职业生涯。

  在做最后陈述时,李旭利说,“我根本不知道案件已经移送到经侦,以为转到经侦后,会像许春茂的案子那样打电话过来的。后来,上海证监局说我手机打不通,但他们应该有我太太的号码,之前一直都是联系她的,种种误会,我失去了自首的机会。”

  由于《刑法修正案(七)》是从2009年2月28日才开始生效,因此检方指控李旭利涉嫌犯罪的时间点也控制在此之后,即仅涉及工行和建行的买卖,但是根据庭审当日检方提供的证据,李旭利的“老鼠仓”历史却长达数年,从其2005年进入交银施罗德基金甚至在南方基金(微博)时期就已开始。

  2 电话里的买入指令到底是怎样?

  起诉书指出,在2005年8月1日到2009年2月27日,李旭利通过其控制的廖菊珍(音)、童国强的招商证券(微博)南邮营业部的账户与童国强、岳鹏建五矿证券金田营业部的账户,买入或卖出股票一共有49只,成交数量是1746余万股,交易金额高达2.3亿元,获利金额3500余万元。

  昨天庭审的一大焦点就是证据。公诉方指出,2009年4月7日李旭利所控制的、开设在五矿证券深圳金田路营业部的“岳彭建”、“童国强”两个账户,大量买入工行和建行的A股,交易金额5226万元;而在李旭利任职投资总监的交银施罗德,其旗下蓝筹、成长等多只基金正在大量加仓工行和建行,而这些信息尚未披露,因此属于“未公开信息”。

  证监会和经侦部门的稽查显示,上述李旭利交易相关股票的交易IP地址主要为交银施罗德的公网IP地址,这意味着李旭利上述操作是由其亲自在该基金公司配发的电脑上并在公司内部完成。

  李旭利并不是自己下单的,据检方调查,2009年4月6日晚上,五矿证券深圳金田路营业部经理李智君打电话给李旭利之妻袁雪梅,正是在这通电话中,李旭利向李智君下达了买入工行和建行的指令。“我从来不认识李智君,这两个账户是袁雪梅去开的,李智君知道密码。2008年唐建老鼠仓被处罚后,我就停止了这两个账户的操作,一年多没买过股票,一直委托李智君打新股。”李旭利称,李智君经常打电话给袁雪梅劝说其买股票,因不胜其扰,当晚李旭利就接过电话予以拒绝,但当李智君在电话中提出“帮我完成点交易量”时,李旭利说,“那就买一点像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比较安全,也容易做成交量”。

  对于上述事实,李旭利供认不讳,他并且承认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股票和公司买卖的股票有关联,即“老鼠仓”行为。但是自从2008年上投摩根基金(微博)经理唐建案处罚结果出来之后,李旭利由于害怕便停止了操作,并且把账户交由李智君只做打新股。

  就是这句话,构成了昨天庭审激烈争论的一个焦点。“买一点”究竟是多少?事实是,李旭利控制的两个账户在4月7日是满仓买入了工行和建行,交易金额5226万元。在2011年8月14日的调查笔录中,李旭利承认确实是自己在电话里下达了买入指令;但其后又改口称,“李智君问买一点是买多少,我说两三百万股吧”,“我当时也不知道他到底买没买,也不知道买了多少”。李旭利称,自己是在2009年5月27日从交银施罗德辞职后,查看账户时才发现满仓了,“我一开始也比较震惊,但因为是赚钱的,也不好去说对方”。

  从2005年到2009年,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交银施罗德基金从未发现过李旭利的“老鼠仓”行为,而很多就是在公司的电脑上下单完成的,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是全部授权还是部分授权?是李智君擅作主张满仓杀入?还是李旭利推卸责任?显然,事件已经不可能回到那通电话发生的时点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交银的监察稽核系统没有发挥作用,这么明目张胆的违规行为都没有发现。”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指出,李旭利顺利离职,说明公司对他的离任审计结果是正常的,“应该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

  3.买大盘蓝筹股算不算老鼠仓

  警方还透露了如何发现李旭利涉嫌“老鼠仓”的细节。2010年7月,监管部门在调查另一起案件时,涉案账户包含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的专户,在相关材料中,有一份时任该公司投资总监李旭利的基本情况登记表。然而,这份登记表上,李旭利妻子的身份证号为17位,其父母和岳父母的身份证号只有14位。警方顺藤摸瓜,最终抓出了李旭利。

  开庭没多久时,李旭利就提出自己在主观上没有利用旗下基金的“未公开信息”,因为“这本身也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买工行和建行,主要是这两只股票适合做成交量,而且当时的股价比较安全,“是基于专业知识判断,这两只股票盘子很大,也不是我们基金公司就可以做起来的。”

  事实上,如此明显的错误,交银基金本身就应该发现,但是却始终未被指出,也揭示出该公司风控制度存在问题。

  李旭利称,当时根据宏观大背景分析,他看好银行、煤炭和地产行业,作为投资总监他在公司例行会议上建议公司旗下的基金买入这些股票。针对公诉方问及他是否知道下属的基金经理什么时候开始买入工行和建行,李旭利称具体买入时点是由基金经理自己决定,他并不在乎,因为“不太看得上下面基金经理的投资水平”。“基金当时获利更多的是地产股和煤炭股,因为盘子小更活跃”,李旭利辩称,他没有让自己的账户买地产和煤炭,而是买大盘银行股,主观上不是“利用未公开信息”。公诉方则指出,买大盘股就不算触犯法律,此言既不符合逻辑更不合法。

  和李旭利同时被查的,还有时任交银基金投资副总监的郑拓。

  此外,李旭利的辩护律师称,2006年4月下旬交银施罗德发现银行投向基建领域的大量信贷有形成坏账的风险,因而开始大量抛售包括工行和建行在内的银行股,但李旭利控制的账户自4月7日买入后一直未有操作,直到6月中下旬李旭利从交银施罗德辞职一段时间后才全部卖出,如果是刻意的“老鼠仓”,则应该会在基金抛售前卖出。对此,公诉方指出,一笔违规交易并非必须有一买一卖的全过程,只要有过一次买入或卖出,就是触犯了法律。

  根据证监会的通报,郑拓在2007年3月至2009年8月实际管理交银稳健基金期间,利用任职优势获取的交银稳健基金投资交易未公开信息,使用夏某某、原某某证券账户,先于或同步于其管理的交银稳健基金买入或卖出股票50余只,累计成交金额达5亿余元,非法获利1400余万元。

  4.“老鼠仓”交易早有前科

  作为交银基金投研部门的负责人,李旭利和郑拓掌握着该公司投研的整体方向,决定了该公司的投资成败。但是二人在为公司创造了不俗业绩,帮助公司规模一度冲进业内前十的同时,也通过“老鼠仓”为自己谋取了巨额的非法收益,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可谓目前为止基金业最大的案例,不能说不令人震惊。

  虽然买工行和建行并非李旭利亲自下单,但此案确实是因李旭利在交银施罗德办公室电脑上的下单痕迹而引出的。据李旭利自己供认,以前确实亲自操作过上述两个账户,只是在唐建“老鼠仓”案被处罚以及2009年2月底“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入刑法后,他有所收敛。

  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未见到监管部门对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本身作出相应的处罚。

  公诉机关的调查表明,从2005年8月至2009年2月,李旭利私人控制的账户中,有49只股票1700余万股是先于或同期于公司基金买卖相同股票,交易总资金达到2.3亿,获利3500余万,占所有股票交易的三分之一,从IP地址看,这些交易都是通过交银施罗德公司的公网电脑完成的。由此看来,李旭利的“老鼠仓”时日已久,只是2009年2月之前,此类“老鼠仓”行为因未入刑法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而已。

  上溯到之前数例基金经理“老鼠仓”事件,相关基金公司均未被追责,已经引起广大投资者的不满。

  据李旭利自己交代,早在南方基金任职时,其妻袁雪梅就在招商证券(微博)深圳南油大道营业部开立过股票账户并进行操作,当时的本金约1100多万元,其中大部分是袁雪梅的哥哥袁雪松的资金以及袁雪梅的嫁妆,300万是李旭利的工资存款。

  事实上,在6月12日的庭审中,公诉人也指出,李旭利案第一危害了市场投资者的利益,第二危害了基金行业的信誉,第三危害了整个市场,扰乱了经济秩序。

  后来因基金从业人员配偶的股票账户需要报备,袁雪梅在2007年注销了这个账户,里面的资金已滚至三、四千万元。这笔资金转到五矿证券深圳金田路营业部时,借用了袁雪松公司员工以及李旭利表弟的名义开立股票账户。而李旭利案发后,被冻结的涉案款项已经达到了9000余万元人民币和250余万港元。

  《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利用基金财产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外的第三人牟取利益,给基金财产或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可以看出,从1100多万到近1亿,“老鼠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有不少专家建议,针对基金公司对“老鼠仓”行为的内控不力问题,可根据民法学的替代责任原理,有必要构建连带责任制度,让基金公司为其失察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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